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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個方面我所描述的這些東西最可能接近實現。請把你前面同意過的話再說一遍。

　　《墨經》把“名”分為三類：達名、類名、私名。《經說上》稱：“‘名’：‘物’，達也。有實必待之名也。命之‘馬’，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個人的名字)，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實也。”這是說，“物”是一般名詞，一切“實”(實體)，都要歸入“物”之中。馬是類名，凡馬這類實體都必須冠以馬的名稱。臧是私人的名字，只限用于臧一人這個“實”。

假如對于出生的地方也可以選擇的話，我一定會選擇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幅員的大小決不超出人們才能所及的范圍以外，也就是說能夠把它治理得好。在這個國家中，每個人都能勝任他的職務，沒有一個人需要把他所負的責任委托給別人。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人民彼此都互相認識，邪惡的陰謀，或謙遜的美德，都不能不呈現于公眾的眼前并受公眾的評斷。在那里互相往來，互相認識的良好習慣，將使人們對祖國的熱愛與其說是熱愛土地，勿寧說是熱愛公民。

另一種人，無論在書籍中還是在音樂中都首先要求貨真價實的東西，純粹“象征的”宴席恐

　　霍夫曼賦予腸胃和助間神經的作用典型地表現出古典時期處理該問題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僅避開在子宮內尋找病因的舊傳統，而且更重要的是致力于發現一種散布全身的、令狀復雜的疾病的本原和散發途徑。這里所要考慮的這種病是既能侵襲頭部又能侵襲腿腳、表現為麻痹或運動僵硬的病，是能夠造成強直性昏厥或失眠的病，簡言之，這種病能迅速而巧妙地穿越肉體空間，在全身都有實實在在的體現。

2020-10-10 　　因此，在我們的靈魂深處生來就有一種正義和道德的原則；盡管我們有自己的準則，但我們在判斷我們和他人的行為是好或是壞的時候，都要以這個原則為依據，所以我把這個原則稱為良心。

2020-10-10 　　“道”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思想范疇；相應于“德”，它第一次出現在老子的《道德經》中。它是對通常所說“道路”之“道”向著形而上的升華，也是對春秋后期流行的“天道”、“人道”等說法的哲理化。“道”的本義在于“導”；在老子那里，它默貫天地萬物，以“法自然”為人默示一種虛靈的生命境界。老子以“樸”、“素”論“道”，也以“樸”、“素”說“德”，他引導人們“見素抱樸” 、“復歸于樸”、“復歸于嬰兒” ，所“道”（導）之“德”超越世俗功利而一任“自然”。這由“自然”之性分引出的“道”，已不再像先前人們分外看重的“命”那樣使人陷在吉兇休咎的考慮中，而是啟示人們“致虛極，守靜篤” 以脫開一切外在的牽累。比起老子來，主張“道之以德”的孔子顯然更可比擬于“軸心時代”出現的釋迦牟尼、耶穌和蘇格拉底。他由內在于人心的那點“仁”的端倪、由人的性分的自然提升一種應然的“仁”的價值，從老子所說“道法自然”的那個“自然”出發，卻不停留在“自然”處。從人的性分之自然引出“仁”，這很像蘇格拉底在希臘哲學中所做的那樣，“求援于心靈的世界，并且到那里去尋求存在的真理”；從明證于人心的“仁”的根芽自覺地推致出“仁”而“圣”的虛靈之境以確立和弘揚一種“道”，這又很可以與蘇格拉底從人心中經驗到的“美”、“善”、“大”（“偉大”）的觀念推致出“美本身”、“善本身”、“大（偉大）本身”相比擬。蘇格拉底的學說以人的“靈魂的最大程度的改善”為宗趣，而孔子“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 所要確立的又正是所謂“成德之教”或“為己之學”，即一種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或一種為著每個人切己地安頓其心靈的學問。如果說蘇格拉底前后古希臘哲學命意的演變可一言以蔽之為“從‘命運’到‘境界’”，那末，老子、孔子前后古代中國人心靈眷注的焦點的轉移正可一言以蔽之為“由‘命’而‘道’”。當然，中國人所謂“命”并不像古希臘人心目中的“命運”那樣被設想為“不可挽回的必然”，而“道”的意味也不全然相契于“美本身”、“善本身”、“大（偉大）本身”所蘊含的那種“至善”或“善的理念”。然而，正像古希臘哲學“一切是一”的運思，蘇格拉底之前的那個“一”是一于“命運”，蘇格拉底之后的“一”是一于“至善”的境界或一于“善的理念”，為中國古人所眷注的那個收攝“多”而生發“多”的“一”，在老子、孔子之前是一于“天”之所“命”，而老子、孔子之后卻是一于為人所覺悟因而植根于人的性分自然的“道”。中西圣賢或哲人立教論學各有其獨創的精神性狀，但大端處的相通也正印證著中西民族文化底蘊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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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10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